《紅樓夢》有跨文化交流魅力
    【中新社上海6月10日電】（作者 唐均 上海外國語大學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）1754年（清乾隆十九年甲戌），《紅樓夢》現存最早手抄甲戌本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的底本抄寫完成；1791年（清乾隆五十六年），包含後四十回續書的120回《紅樓夢》程高本正式付梓。從此，作為“中國古典小說巔峰之作”和“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”的《紅樓夢》，開始以驚人的速度，把完整的情節和高超的藝術技巧，毫不吝惜地傳向中文讀者世界的每一個角落。而在中華文化圈之外的異域讀者，最早也是沖著書中豐富、鮮活、地道的漢文表達形式展開閱讀的。
    19世紀初英譯《紅樓夢》片段的馬禮遜牧師，是西語世界第一個見諸記載的《紅樓夢》譯者，也是中文聖經的初譯者。其翻譯的初衷，即為學習書中生動活潑的漢語遣詞造句。接踵而來的英譯者德庇時、羅伯聃、艾約瑟、包臘、裘裡（周驪），俄譯者德明、王西里，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東方文化圈內朝鮮語樂善齋全譯本（1879年），無不服膺于《紅樓夢》精微高妙而又大多數琅琅上口的漢語形式，留下或長或短的多語種譯文。這種藉助書籍學習漢語中文的跨語際文本再現，基本上構成了19世紀《紅樓夢》跨文化交流的全貌。
    之所以說“基本上”，是因為還有個異類：19世紀前期在東亞文化圈內完成編譯的蒙文《紅樓夢》哈斯寶譯本，同時附有蒙譯者的點評。這是有據可查的第一次將《紅樓夢》作為純文藝作品進行欣賞的跨文化交流行為。作為不同于漢族和滿族的蒙古族欣賞者，哈斯寶的迻譯和點評雖然秉承了《紅樓夢》早在鈔本時代就已風行的欣賞模式，卻有不少自出機杼的見解，以至於當代學者將其蒙文操作形式回譯為漢文，有效反哺了“20世紀中國人文學界三大顯學之一”的中文紅學天地。
    進入20世紀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，以其新紅學的考據，正式確認了曹雪芹的作者身份，《紅樓夢》開始走出中文世界和中華文化圈，昂首邁向世界。在跨文化交流的具體閱讀時，《紅樓夢》也不再局限於單純的漢語學習輔助工具，而逐漸以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讓世人知曉。無論是作為胡適和沈從文的摯友、深受新紅學影響而在北美復譯《紅樓夢》、突出傳遞寶黛釵三角戀愛故事的哥倫比亞大學“漢學三傑之一”之王際真，還是終身以賈寶玉自況、將主要內容以其妙筆縮減為50回、在歐洲大陸反復再版並被多種語言轉譯的德語世界之孔舫之，皆是在20世紀上半葉讓彼時歐美文化圈熟悉和認知《紅樓夢》主要內容的功臣。
    20世紀40年代，處於東亞文化圈的日本問世了兩個《紅樓夢》的120回譯本；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由此而來的中蘇友誼黃金十年，直接哺育了西方世界最早的《紅樓夢》120回全譯本——帕納休克和孟列夫合作完成的俄譯本（1958年），也間接催生了東歐語言世界陸續出版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語《紅樓夢》全譯本（1986-1988年、2001-2003年）。
    20世紀40至50年代，作為《紅樓夢》全譯本集中推出的第一個高峰期，《紅樓夢》首次“成建制”完整步入彼時發達國家讀者世界。幾乎同一時段，孔舫之德譯本和王際真英譯本，也在法、荷、匈、意、芬等多種歐洲語言中紛紛轉譯，無形中擴大了《紅樓夢》讀者群的邊界。（未完‧待續）